倪乐雄
频道：船舶 发布时间：2008-06-03
倪乐雄
从世界文明发展史来看，相对而言，海洋文明是历史上最具活力和创造性的文明，它们经常地扮演着历史火车头的角色。因为海外贸易与强大海权支撑的基本社会结构，保证着这种开放性社会与外部异质文明世界的接触、交流、碰撞、融合和互动，不断刺激着社会的想象力和思维力，从而形成精神创造和物质创造的肥沃土壤。于是，我们看到，在海外贸易和强大海权搭建的平台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文化艺术，以及从精神到物质的全面繁荣。如雅典的海权之于数学、几何学、医学、哲学、悲剧艺术、人体雕塑、奥林匹克运动和以帕特农神庙为代表的建筑艺术；威尼斯的海权之于手工作坊的兴盛和文艺复兴运动；英国的海权之于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小说创作和浪漫主义诗歌；美国的海权之于诺贝尔奖、航天技术乃至好莱坞电影等等。
一、海权概念与海权诞生的原因
进入到21世纪的今天，海权对人类文明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被更多的人们所认识和关注。在探讨海权与人类文明的关系之前，我们首先有必要做一下概念上的分析。
海权的定义应该怎么下？有学者提出，要打破仅仅从军事上给海权下定义的局限，应该给海权概念加入法律的内涵、道义的内涵。还有人甚至把海洋运输、海底资源开发也放进海权概念里来。应当看到，原先的海权概念是一百多年来早已约定俗成的专业术语，一个学术概念只有在它无法解释现实的新内容时，才有改变的必要。现在我们在运用约定俗成的海权概念时，并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完全能够解释现有的现象，而重新定义海权只会引起学术研究的混乱。学术创新并不意味着要把原本清晰无误的常识弄得模糊难辨；那种学术态度是不可取的。已有的海权定义在长期历史实践的基础上已经被人们所广泛认可，这就是：“一个国家运用军事手段对海洋的控制力。”运用这一明确的海权定义，并把它作为学术思考的基本概念，不会妨碍我们对当代现实的分析。
在明确了海权概念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海权是怎么发生的？可以说，中国的海权意识比西方晚了两千多年。海权诞生的第一个要素是面对海洋，而且要有出海口。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里不会产生海权意识；沙漠里只有骆驼，不会有海权思想。像内陆的日耳曼民族等都不会产生海权意识。但面对海洋未必一定会产生海权意识或海权实践，像古代中国，那么长的海岸线，足有18000公里也几乎没有促使海权思想和实践的出现。
海权得以发生的第二个要素，是一个民族的生存必须依赖对外贸易，不做生意的民族不会有海权。但反过来说，做生意也未必一定就产生海权意识。濒临海洋和商业贸易两个要素同海权的关系是“有之未必然，无之则必然”，也就是说，具备这两个条件不一定产生海权，没有这两个条件一定不会产生海权。
产生海权的第三个要素，是对外贸易必须经过海洋，这样就出现了“海上生命线”的保护问题，以及海外贸易地区的秩序稳定问题。于是，国家的生存和安全以及国防范围实际上已经超出了自己的主权范围。这就不同于农耕国家，农耕国家的生存安全和国防不会超出自己的主权范围。
产生海权的第四个要素，是文明的发展水准尚未超越霍布斯文化，也就是说，人类还没有超越依赖于暴力的时代。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关系”，那么同样地，自然状态下的国与国关系很大程度上也是冲突关系，“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是霍布斯时代的主宰原则。所以，只要战争没有退出历史舞台，那么就一定存在国家用军事力量保护“海上生命线”的问题。
起源即本质。从古代最早的海权现象中，我们可以发现构成海权的以上几个要素。古代世界的海权都发生在航海贸易民族和地区，公元前2000年-1400年的米诺安时代中后期，克里特岛可能第一个拥有了实际意义的海上霸权，克里特人在埃及、叙利亚、西西里岛和爱琴海群岛之间开展贸易活动。古希腊时代的诸多城邦都从事航海贸易和海外殖民运动，科林斯城邦是比较早的海上军事强国，它为了保护自己的海上贸易而建立了强大的海军，希腊历史上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海战就是科林斯同科孚岛之间的海上会战，时间是在公元前664年。与波斯帝国首先发生冲突，并在来德海战中惨败的爱奥尼亚人也是从事海上贸易的。波斯帝国的海军实际上由腓尼基舰队组成，腓尼基人是往来于地中海的生意人。迦太基帝国的祖先也是腓尼基人，他们最初在今天的突尼斯角附近建立起庞大的商业帝国，并为了保障帝国的繁荣而建立起强大的海上霸权。
近代海权的产生，我们则以英国为例。自工业革命以来，机器化大生产、城市扩张，使得英国的生存严重依赖海外贸易经济。以农业为例：在十亩土地上的农作物收益同在十亩土地上的一座工厂或酒店的收益要相差几十倍、甚至几百倍，这十亩耕地必然被用于工商业开发，这十亩耕地必须提供社会的粮食就从工厂或酒店的丰厚利润中挪用极少一部分，从海外进口。由于海外贸易，国家的财富得以迅速增长，人们的生活也变得富裕，但同时也派生出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即“海上生命线”问题。设想一下，进口粮食和其他物资的海上交通线一旦被切断，怎么办？自然就要建立和维持一支强大的远洋作战的海军，近海防御性质的海军还不行。
现在我们可以知道英国人在历史上为什么非常“霸道”，要保持强大的海军，为什么英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要实行海军的“双强标准”、即两个次等强国的海军吨位相加不能超过英国海军的总吨位，为什么英国对德国海军总吨位要达到自己的60%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以至同原来头号对手俄国达成一揽子谅解，把德国视为主要敌人。英国自从工业革命的“圈地运动”以来，经过了“羊吃人”阶段，其耕地日益减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的粮食几乎完全依赖于进口。拿破仑也好，希特勒也好，始终想切断英国的海上运输线，因为一旦它的海上交通线被切断三个月，其余物资需要姑且不论，英伦三岛上的人就会陷于饥饿。
今天，英国为什么放下架子甘心情愿地紧紧跟着美国走？因为海上生命线的安全问题长期主导着英国的外交思路，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已是海权方面的超级强国，再从美国手里夺回海上霸权已属幻想，不如“搭便车”同美国成为亲密朋友，以极小的成本换取最可靠的海上生命线的安全保障，所以，同美国保持亲密关系是英国的基本外交原则。
二、海权对陆权的优势何在
有人认为，海权对陆权的优势在古代并不明显，在古代，陆权甚至比海权更重要。这种观点也许是受了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地缘政治观”的影响。麦金德的“地缘政治观”认为，“谁控制了东欧，谁就统治了‘陆心地带’；谁控制了‘陆心地带’，谁就统治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世界。”这种过分强调陆权而忽视海权的观念，虽然能够解释部分历史，比如日耳曼民族、阿提拉匈奴帝国、蒙古帝国及斯拉夫民族的崛起，却不能解释全部历史。
在希腊、罗马时代，海权对于陆权的优势就表现得十分突出。马拉松会战是雅典从传统的陆权主义走向海权主义的转折点，马拉松会战虽以雅典胜利告终，但波斯腓尼基舰队的海上机动却让雅典军队在陆上疲于奔命，险些造成首都的陷落。此后不久，雅典发现了一个银矿，他们召开大会投票决定如何处置这个银矿。首先，他们决定把这笔财富用于军费开支，而不是分到每个公民手中。第二，大家投票表决建立什么军种，是前所未有的海军还是传统陆军？在塞米斯托克利倡议下，他们决定建立海军军种。
历史证明这一决定是英明的抉择，在后来对抗波斯帝国入侵时，雅典军民已放弃本土，全部撤到萨拉米斯岛上，正准备举国迁往西西里，就在这时，著名的萨拉米斯会战爆发。雅典新建的海军运用巧妙的战术将波斯舰队引入狭窄水道与其决战，最终打败了波斯舰队，波斯陆军的后方供给线立即受到威胁，其强大的陆军不得不放弃陆上的进攻，从希腊半岛撤退。这一战役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于海上胜利而改变了世界进程”。英国著名军事学家富勒认为：“马拉松会战是欧洲诞生的第一声啼哭。”他对萨拉米斯会战和普拉提亚会战的评价是：“在历史上，再没有比这两个会战更伟大了，它们好像是两根擎天柱，负起支持整个西方历史的责任。”
有学者认为：罗马战胜迦太基是陆权战胜海权的古代典型例子。事实恰恰相反。罗马人起源于台伯河附近的“七丘之盟”，其传统是陆权主义，在接管了塔兰托等地中海沿岸商业城市后，便被牵引着向海上扩张。在同迦太基帝国的殊死搏斗中，罗马人建立起了强大的海军，并且通过打败迦太基海军夺得制海权而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罗马的海权优势在战略上体现在几个方面，先是迫使迦太基名将汉尼拔进攻时绕道西班牙、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半岛北部，而不能轻松地渡海直接在意大利南部登陆；继而割裂了汉尼拔大军同后方以及本土的联系，使其得不到任何增援；再而通过海上运输向迦太基后方和本土投入重兵，迫使汉尼拔从意大利半岛撤回本土，使迦太基大军先前取得的特拉西梅诺湖、坎尼等几次重大胜利化为乌有。罗马虽然是通过查玛会战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陆上会战的胜利，却是以战略上的海权优势为背景的，可以说，罗马战胜迦太基是海权对陆权的胜利。
英国同拿破仑法国的对抗，也证明了海权对陆权的优势。小小英伦三岛，就因为海军的强大优势，使屡屡败给拿破仑的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等不至于绝望，同拿破仑死拼到底，最终拖垮了拿破仑。英国领导了七次反法同盟，因为英国没有投降，所以沙皇才敢拼到底。保罗·肯尼迪总结道：“在1660年到1815年这一时期取得最决定性进展，最终把法国从最强大国家之一的地位上赶下来的，是海上大国大不列颠，而不是这些陆上大国。”维也纳体系的确立，实际上是英国海权对法国陆权的胜利。
1962年7月11日，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在英国上院的演说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总结道：“历史的重大教训是，对方实行陆战战略是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看，是一场争夺海上航道控制权的斗争。”蒙哥马利的观点确实有道理，因为德国占领了欧洲的内陆，而英国通过海洋连接着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海外殖民地，以及它的盟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何英国与德国在北非发生激烈争夺？因为德国一旦占领北非控制中东后，就把英国本土同它的人力物力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庞大殖民区域拦腰截断，英国就无法调动雄厚的海外力量投入战争。大家可以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有许多殖民地部队，以及同殖民地进行混编的部队，如第4英印师、第2新西兰师、第1南非师、英印第5旅、第9澳大利亚师、第1英缅师等等。在关键的阿拉曼会战中，英国的殖民地部队接近总兵力的半数，诺曼底会战中，英国投入的两个集团军中有一个就是加拿大集团军，如果英国失去了制海权，就无法将殖民地的人力物力资源投入战争。所以，两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教训是：谁拥有制海权，谁就可以在世界范围调动所有资源投入战争，并赢得胜利。拿破仑有言：“上帝站在物质力量强大的一边作战。”而制海权则确保了物质力量的真正强大。
德国在两次大战中失败，一定意义上也是因为制海权的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用潜水艇战略与对方争夺海上交通线，潜水艇战略能否奏效，取决于其反声纳探测技术。当年德国和美国的科学技术处于同一层次水平，技术上几番较量后，美国技高一筹，它的声纳探测技术让德国潜艇无处躲藏，损失惨重，最后退出大西洋。美国百万大军和无数军事装备轻松越过大西洋抵达英伦三岛，再登陆诺曼底，同东线苏军形成置德国于必败的东西夹击态势。最终，盟军赢得了欧洲战场的胜利。
美国同前苏联的抗衡，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海权同陆权的对决。美国依靠海权来维系它和欧洲、东南亚盟国的军事联盟体制，在地理上基本位于麦金德理论中的“内外新月形地区”。前苏联及其华约盟国则位于“心脏地带”，依恃的是陆权。经过半个世纪的冷战，最终以前苏东集团的崩溃而告终。随后而来的是北约东扩、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渗透，从东南两个方向朝“心脏地带”突破，这样，冷战的结果是海权强国由“外新月形地带”向“欧亚心脏地带”进军，而不是麦金德预言的陆权强国从“欧亚心脏地带”向“外新月形地带”进军。所以，冷战的历史从海权与陆权对抗的角度看，是海权对陆权的胜利。
三、农耕文明与海权的冲突
历史上看，农耕文明是典型的依赖土地而生存的文明，人们的吃喝住行都在土地上进行。人和土地紧密结合，社会管理体制的运作也依赖这种人与土地的紧密结合。惟其如此，农耕社会的生活才能正常进行，否则，社会过分商业化则会破坏人和土地的紧密关系。所以，商业经济在农业为主的社会里永远是农业经济的附庸，商业规模因而受到严格限制。
从经济角度对社会与军事的成本核算看，海军保护海外贸易，海外贸易的财富积累反哺着海军，使得贸易变得更加安全，因此，海军可以看作是海洋国家长期生存和发展的先期投资或成本垫付。同样道理，农耕社会需要陆军来保护耕地，陆军也可以看作是农耕社会经济运作的必要成本垫付。
因此，在农耕社会，海军似乎成了农耕经济社会的额外负担，很容易把国家拖垮。在农耕文明中，陆军强大，国家就强大，一切似乎与海军无关。而在海洋国家却是相反的情形；地中海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国家兴衰同海权强盛保持一致，西方海洋国家的命运与海上军事力量的兴衰密切相连。西班牙、荷兰、英国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希腊、迦太基和罗马的历史兴衰也证明了这一点。
农耕社会也许会产生风光一时的强大海军，但不可能产生持久强大的海军，就像草原游牧生存环境才能维持成本低、效率高的战略性骑兵力量一样。只有农耕经济向海洋贸易转型时，一个社会才会获得发展强大海军最原始、最强大、最持久的动力。
四、海权的历史启示
在当下讨论海权的种种观点中，有观点认为，海权不能决定人类文明历史，决定人类文明历史的根本因素还是生产力。这种观点固然完全正确；我们仅仅需要指出的是，海权也是影响人类文明历史的重要因素之一，至于海权是由哪些要素组成，同生产力是何种关系，那是另外一个讨论的话题。我们的研究和探讨，并不是要把一切事物发生的原因都简单地归诸生产力，仅仅是为了证明生产力才是终极的决定因素。
还有的观点往往把海权影响人类文明历史同陆权决定人类文明历史简单对立起来。其实，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在《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里早就声明过：“当我们说海权决定历史的时候，我们并不否认陆权也决定历史的现象。”古代内陆国家的改朝换代都是陆上战争决定的，没有人会对此视而不见。
从世界文明发展史来看，相对而言，海洋文明是历史上最具活力和创造性的文明，它们经常地扮演着历史火车头的角色。因为海外贸易与强大海权支撑的基本社会结构，保证着这种开放性社会与外部异质文明世界的接触、交流、碰撞、融合和互动，不断刺激着社会的想象力和思维力，从而形成精神创造和物质创造的肥沃土壤。于是，我们看到，在海外贸易和强大海权搭建的平台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文化艺术，以及从精神到物质的全面繁荣。如雅典的海权之于数学、几何学、医学、哲学、悲剧艺术、人体雕塑、奥林匹克运动和以帕特农神庙为代表的建筑艺术；威尼斯的海权之于手工作坊的兴盛和文艺复兴运动；英国的海权之于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小说创作和浪漫主义诗歌；美国的海权之于诺贝尔奖、航天技术乃至好莱坞电影等等。
我们看到了海洋国家的富强总是和强大的海权成正比关系，这些国家都经历了从陆权主义走向海权主义的路程。这似乎是地中海文明自古以来的普遍规律。因为强大的海权保障了财富的积累，丰足的财富反哺着海权的强大，这种商业与海权的良性互动模式穿越时空，贯穿古希腊的科林斯、雅典、迦太基、罗马、威尼斯、西班牙、荷兰、英国，直到今天的美国，似乎是已被历史反复证明的繁荣富强的成功模式，无论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似乎都不会改变这种历史模式。这恐怕就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海权留给21世纪人们的启示。
讲演者小传
倪乐雄
1956年12月生于上海，198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现为上海政法学院政治学系教授。研究范围：东西方战争文化比较、战争史、军事思想史、国际军事战略、国际政治。著有专著《帷幄与决胜——第二次世界大战决定性会战述评》、《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等，发表文章200余篇。曾应邀出访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国防大学、陆军战争学院、陆军参谋指挥学院、西点军校、太平洋战区总部、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最近研究侧重于中国海权战略和中国军事现代化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