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正当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方兴未艾，产业结构升级仍处于雏形中的特殊时刻，制造业外移的现象却早早降临。其最具代表性的竞争对手是印度与越南两国，而最直接的诱因是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

    据了解，在来料加工（如纺织、玩具、制鞋）企业中，劳动力成本占企业总支出的60%左右，最低工资的上调对这类企业冲击最大。自2004年出现全国性的民工荒以来，农民工吸收量最大的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工资大幅度上升。以珠三角为例，2006年，深圳、东莞的最低工资比2004年上升了33%-53%，绝对数额增加了200-240元。迫于成本压力，出现的制造业企业转移海外的现象已经引起不少人的忧虑。

    越南劳动力成本较之中国低一半。自2000年以来，越南制造业每年以11%的速度增长，其中外资制造业的数量与规模逐年上升，已经有“小中国”之称。2008年即将在越南胡志明市动工，投资额达10亿美元的英特尔芯片厂，以及佳能、lg等企业在该国的投资应该引起业界的警惕。

    印度在成功建立了自身“世界办公室”的形象之后，制造业成为该国下一个发力建设的目标。据《金融时报》7月4日的报道，印度的初级劳动力工资较之中国低30%。纺织业可望成为该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行业。

    “世界工厂”花落别家?

    前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在接受《华人世界》杂志专访时表示，中国进入“准刘易斯拐点”的说法不能成立，中国16-18岁低级劳动力供给仍然充足，市场所缺乏的是有经验、高素质的劳动力。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主要原因，不在于人力资本本身价值含量上升，人口素质大幅提高，而在于生活成本提高，从而导致最低工资随之上升。除非土地、能源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下降，否则为了使经济实现持续性发展，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短期内不会下降。

    如此，是否中国制造业增长的良好势头将就此受挫?谢国忠对此问题的分析是“不”!

    谢国忠表示，越南制造业的兴起对中国的影响没有中国大陆对东南亚国家这么大。越南人口仅有近9000万，相当于广东省的人口数量，劳动力数量偏小将限制该国制造业发展的规模。

    在劳动力人口上唯一可以与中国并肩的是印度。然而印度在短期内也难以替代中国“制造大国”的地位。

    “印度制造业起飞的时代远未到来，要达到这一点，印度需要去除几个瓶颈，除了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之外，基础设施这一环必须要解决。”谢国忠说。

    印度软件设计能力全球首屈一指，然而与高科技极度发达并行的，是牛羊遍地跑的崎岖道路和随处可见的垃圾和棚屋。曾经到过印度的人都会有一种感觉，“这个国家似乎从英国人撤出之后就再没进行过基础设施建设”。

    来自咨询公司technopak的资料，自印度至美国，船运时间需要8到10周，而中国至美国船运只需2到3周。在印度，仅仅在海关的时间就将近两周。这家咨询公司还援引美林（merrill

    lynch）的调查结果指出，印度的船运成本几乎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