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工？我们这儿还没有！”
汪杰这几天依旧从容。
身为华达利家具（中国）有限公司的行政人事部经理，春节之后，他遇到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解决50多名熟练工被周边竞争对手“挖”走后留下的空缺，不过他并不太在意，劳务中介那儿满把的人选候着呢。3月中旬以来，公司订单增多，急需增添一批
熟练工，刚刚发布了招聘40名缝纫工、画皮工的用工信息，一小时不到，简历就递上来200多份。
“缺工？我还没听哪个企业跟我抱怨过，”昆山市总工会主席顾志中脱口而出：“不仅不缺，对普通工人，还有很大的挑选余地哩。”而浙江省就业局根据杭州、宁波、温州等8个城市节后劳动力市场的进场情况，得出的判断是：进场求职的人同比增加了两成以上。
来自劳动力输出地的第三方判断或许更客观、准确。安徽、江西位居长三角、珠三角区域的中间地带，也是全国最大农民工输出地之一，那里农民工的“向左走向右走”很能说明问题。据安徽蚌埠铁路分局发布的信息，今年春运涌向长三角的安徽农民工，首次超过珠三角，改变了延续近10年的局面。
在奔向长三角的民工大军中，有一部分是从珠三角“转战”而来的。苏州工业园区证实说，这一现象大约始于两年前，现在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去年仅从东莞就招来了500多名熟练工人，今年可能更多。而在浙江省劳动部门的粗略统计中，这一数字更高，占到了节后新增外来务工人员中的一成。
这幅2005年民工流向路线图，很有些耐人寻味。
亢越在人力资源公司当负责人已有10年了。他分析说，长三角地区去年一年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上升，也衍生出大量工作机会。同时，招工信息四通八达，求职成本近年来也一再免除，加上各类中介主动出击，从东三省到陕西、四川，从山东、贵州到安徽、江西，在近20个大中城市中，几乎年年可见长三角企业招聘团队的影子，“这自然降低了农民工朋友的寻工成本。”
到长三角打工是想做“长线”
3月28日，32岁的朱子海幸福地被通知去迁户口。从今天起，他就要正式成为无锡新市民了。
12年前，朱子海离开老家淮安苏嘴镇，离开母亲，通过亲戚介绍，成为无锡柴油机厂的一名外来劳务工。3年后，他与同乡打工妹结了婚，租了房，还有了正在市南站中心小学读3年级的儿子。今年春节，揣着几年里攒下的8．8万元和亲戚资助的2万元，加上贷款5万元，买下一套70平方米的二手房，办理了无锡市的蓝印户口。
吸引朱子海在无锡柴油机厂一呆就是12年，收入是个因素。3月18日，他刚领到了2月份工资2600多元，因为有春节的加班工资，比平时略高些。在一同外出打工的同龄老乡中，这个收入算高的。
根据对务工人员、特别是“改珠投长”的务工人员的调查，发现他们选择长三角的理由相当一致：在保障农民工权益、用工环境、社会治安甚至招工企业的品牌上，长三角政府与企业要普遍好些。“这或许是因为，长三角一带的法治观念、规范意识较强。”顾志中分析说。
除发到手的钱外，至少在苏州，按政策规定，企业必须为员工提供“五险一金”：即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对许多外来务工人员来说，这同时意味着：他们可以有经济能力、有政策机会在这儿购房、安家。
年轻工友中因此广为流传着一个有趣的说法：在广东打工是做短线，苦干几年挣点钱，回老家盖栋楼开个店；到长三角来，则是做长线，想在这里有机会成为“新市民”。“新生代的民工有着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心理需求和行为特征，”上海社科院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王振分析说，他们更期望以平等而有尊严的方式成为劳动者，而非仅仅是生产线上的一环；他们更在乎归属感、认同感。这也使得长三角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及用人单位，主动或被动地开始了重塑新型关系。
顾志中其实还有另一个身份：“新昆山人”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后一个机构的职责，就是帮助60多万昆山外来工，尽量在就业、经商、购房、子女入学、权益维护、医疗救助等方面实行一站式服务，并力争和本地居民一样享受同等待遇。
类似“新昆山人”城市运动的影子，在长三角许多城市或多或少存在。常州有专门开设的以帮助外来工这一群体为主旨的60多所免费“新市民学校”；无锡的一些社区则成立了“新市民亲情理事会”，帮助流动人口解决子女入托、入学、招工、租房等困难事宜；在台州，本地工和外来工共享工资协商政策，工会的职工权益保护也同时向外来工开放；而杭州、绍兴的一些企业，给外来务工人员发“工龄工资”，与本地工一视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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