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本期封面文章的同时，我们把“浙商危机”这个选题放到了“中国营销传播网”上，请网友与我们共同进行思想碰撞。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有近9000人次浏览此贴并给出了各自不同的意见。在此我们把网友们的一些看法梳理成文，在此发表，以飨读者。调查及专家点评
网友谈浙商
商界 浙江企业做不大的几点看法
从我碰到的浙江人来说，我很佩服他们做生意的方式：能吃苦，很团结，生意再小的也做。但他们的企业为什么做不大，我想有如下原因：1、家族制;2、大多数人是白手起家，所以眼光也局限在某个特定的圈子里;3、老一代的浙江人在那些年并不重视子女的教育，所以子女的眼光也很局限，没法超越前人;4、善于做小商品，这些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东西容易做，风险也小。
耐德 宁当鸡头不当凤尾
很多的中国人目前都还具有强烈的“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观念,也就是说我宁愿做我自己的小老板也不愿意与别人联合做强做大,致使小规模的企业比比皆是,经受不住外界强烈的甚至不那么强烈的冲击!形成不了规模优势的企业，是建立不起来良好的企业管理制度与造就良好的高素质管理人才的。
水慕莲花 其实这是中国商人的危机
在这里谈论浙商的危机，不如是在说谈论中国商人的危机，其实关键就是企业竞争力的问题。中国商人的发展也同其他事物一样具有客观的发展规律，从不规范到规范，从竞争力低下到慢慢具有竞争力。中国企业与其他国家的企业都一样。诚信、品牌、品牌效应，这都是一个过程，浙商、中国商人也都一样，需要一个培育、孵化的过程，经历了，过来了，就度过了危机，可以与世界级的品牌比肩了，适者生存、强者生存！??
newyear 政府行为要到位
“危机”，色彩是不是太浓烈了一点。存在问题是肯定的，就算是跨国企业，世界品牌也存在问题。当然，浙江相关产业要做大，民营企业要做强，要清楚地认识到存在的问题。我觉得浙商确实存在诸如管理体制、市场营销上的不足。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服装、五金等产业的急速发展，产业的中小散问题也就存在。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也就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瓶颈。我觉得浙商要做大，其自身的思想、理念也要充实;其次政府在对于产业制约、扶持上也要花大力气。??
一只勇敢的兔子 对浙江的建议
如果置身于浙江企业当中，建议是：
首先，决不能轻易改变眼前的模式，至少5～10年不能大变样；其次，品牌是从市场覆盖率开始的，更深层次的品牌是一种独有文化！企业的品牌战略也是有阶段性的，它是依附于某些内容的，同时品牌很大程度是靠口碑传播的，它的附加值来自于点点滴滴的细节，“奥康”他们还是处在肤浅的品牌运作阶段。我买的第一套正规品牌西装就是“雅戈尔”，西装补一个裂缝给送到了总部，用了20多天，80元钱，就是没有人想到给洗熨一下。我还会再去买吗？浙江的优势来自地理环境，手工业基础，长久积淀的人文因素，企业家精神与创新、敏锐、精打细算的头脑和速度。所以，不需要第二次创业，但是需要部分的转型，部分的走出去，更多基础性的科研必须加强。对于单个企业来讲需要专一，对于集团、公司和社会来讲则需要多几条腿走路，多几根柱子支撑。那样，平常可以跑得快；当其中一个出故障了，也不至于整个机器停下来，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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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的浙江大地，乍暖还寒，丝丝春雨搅得人心烦意乱，路边本应该见到的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已经被新的厂房分隔成了小块小块的。土地资源的极度紧缺与经济发展的矛盾随处可见。专家说“地荒”背后暴露的是长三角地区粗放型产业结构的硬伤。
在往北京的归途中，本刊记者们相互交流起各自的见闻，没有更多的编辑加工，我们把点滴见闻罗列在此：
记者观察
“做b to b，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都不需要怎么宣传，所以名称统不统一也就无所谓。”
记者采访永康的铁牛集团，集团下共有金马车业有限公司、金大门业有限公司、管状电机有限公司、凯德汽车有限公司等六七个下属企业。企业母品牌和子品牌有什么关系？我们一头雾水。当地一位记者说，铁牛集团主要业务是做各种配件，一般都是做 b to b，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都不需要怎么宣传，所以名称统不统一也就无所谓。
——记者 彭强
“同样是一千个亿的产值，江苏10个企业就包揽了，而我们是1000个企业共同完成的。我们的老板比他们多，富人比他们多，我们的经济比他们有活力。”
在谈到浙江企业规模偏小的问题时，当地人却对此引以为自豪。
——记者 王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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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是老板，谁听谁的呀！”
——一位温州本地人对“强强”联合体的评价。最近，温州几家锁业公司联合组建的“强强”锁业颇吸引眼球，被称为壮大浙江民企规模的突破模式。但大家仅仅是共用“强强”品牌，生产、营销还是各自分离，资本也没有联合，没有组建成股份制企业。这种模式在模具业也出现过，但因为几个老板各有自己的算盘，联合体不久就散伙了。
——记者 邱小立
“我们对职业经理人还是抱着一点希望的。”
——义乌安丽袜业老板说。在义乌，有几家企业引入了职业经理人，这些空降兵没能够适应浙江的环境，造成了几家企业的亏损，所以老板们都对职业经理人有了戒心。后来，在通过了iso9000认证后，安丽还是希望能借助职业经理人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员工的素质。不过总的来说，浙江老板并不太欢迎职业经理人。
——记者 王卓
“温州人如果想买名牌，绝不会买温州自己的牌子。”
在温州大型商场内，华伦天奴、鳄鱼等国外品牌都摆放在最显要的位置，而温州本地品牌基本不见踪影。在汽车南站附近的一条垃圾成堆、民工出入频繁的街道上，吉尔达等多家本地皮鞋企业的品牌专卖店密集地挤在一起，有些专卖店的隔壁就是专门销售 20～30元一双皮鞋的廉价店。
——记者 邱小立
“请到我们这里来工作吧！
由于受到国内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最近温州当地的劳动力奇缺。一对老板夫妇亲自举着欢迎牌到火车站招揽员工。而一位在当地一家著名企业工作的外地人对记者抱怨，工资太低了，只能满足吃饭、房租等基本开销，年底或明年，他就要跳槽。
——记者 邱小立
“以浙江汽车业的发展来说，现在基本上是‘穿新鞋走老路’。”
采访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蔡宁说，浙江人开始大举进军整车行业，但是依旧以成本优势切入，切掉低端市场这一块的利润，等发展到利润低得做不下去时，这些企业就会再换一个行业做，频繁地进行产业转移。
——记者 刘蔚
用二十年时间重塑“浙江制造”
浙江省近日正式提出，用二十年时间重塑 “浙江制造”，使“浙江制造业全面融入世界现代制造业体系，形成以高新技术为先导，高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与现代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国际性先进制造业基地。
浙江省计划出台首期28项措施，打造环杭州湾大产业带、温台沿海产业带、金衢丽沿高速公路产业带，用这三个黄金产业带来对接国际产业分工，为“浙江制造”重新定义。
我们祝福浙江！
本期封面文章专题感谢智力支持：
天津南开大学教授 白长虹/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史晋川/ 浙江大学教授 博导 蔡宁/ 浙江大学教授 邢以群/ 浙江大学副教授贺慈浩/ 温州总商会宣传处处长 周雁/ 浙江电视台 徐剑敏/ 温州服装商会秘书长 汪加福/ 温州电视台记者 胡长全/ 浙江日报社高级记者邵捷/ 金华日报社记者 吉明亮/ 中华工商时报宁波站站长 应华根/ 《公司》杂志记者 尹生/上海百年企业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 王汇群/ 北京和君创业副总经理 周彦平/ 北京国富经济研究院博士 周永亮/ 温州创新培训中心 吕伟/ 宋城集团董事长助理 杨佚清/ 采智咨询柳祖海/义乌商网 徐必钱
专家点评
如何快速在价值链中的高端发展和成长？简单地讲，就是通过“购买高端”。购买高端技术，购买高端品牌，购买世界性的主流分销渠道。
浙江企业打造世界品牌的三条路径
文/米尔顿?科特勒 翻译/冯澍
对于一些浙江企业来说，他们的产品是吸引人的，有自己的产品特征，并包含着许多时尚的元素，已经具备了打造品牌的基础。不仅是在中国市场，甚至完全可以在国际市场上打造出中国的世界性品牌，如浙江的鞋业品牌奥康和男装品牌夏蒙等。
浙江品牌打入国际市场的渠道
总的来说，有三种渠道能让浙江品牌打入国际市场。
第一，在欧美等国际市场创建自己的品牌。
这是一种非常昂贵的选择，需要大量的广告投入和品牌宣传投资，开辟众多的销售市场。而这一切，都必须要基于产品本身的优势和它与众不同的产品特征。
海尔之所以能够在国外打造它自己的品牌，首先是因为它拥有着非常独特的产品线，它所生产的小型节能冰箱和特殊的葡萄酒冰柜都是非常独特的产品。在国际上大的冰箱厂家都不再制造小型节能冰箱时，海尔便抓住了这个机遇，用产品的独特性顺利进入了国际市场。如今，海尔品牌已经在欧美等国际市场上找到了它的立足点，不仅销售冰箱，还销售空调等产品。无疑，海尔的营销是非常专业和成功的。
但以中国服装、鞋子等时尚产业来说，以这种方式进入国际市场可能并不可行，因为，作为一个时尚产业，就要做时尚的品牌，需要优秀的设计、大量的品牌投资和精密的制作，而现在中国的时尚产业并不具有这个条件。
第二，在全球市场上收购当地的产品品牌。
在欧美市场，有很多知名的品牌都可以通过收购的方式来获取对它们一部分的控股权，对中国企业来说，这样就通过资本控股获得了这个品牌的贴牌生产的控制权，得到了制造的利润；不仅如此，中国企业还获取了这个品牌在欧美各级销售渠道的通路，因此又得到了品牌溢价。
在如此并购过程中，中国企业拥有的是控股权，而外资依旧掌握管理权。对于中国企业来说，通过这样的并购，可以更好地保证他们贴牌生产的订单不会被竞争对手拿走，也就是说，能够控制合作方的产品采购。除此之外，通过并购，中国企业能够得到品牌，从而也就得到了品牌所包涵的额外的价值，即品牌溢价，包括这些品牌已经进入的市场及零售的分销渠道。这一切都不需要亲自去管理并购方的公司就能获得，反而是让美国人或欧洲人来更有效地管理中国企业所拥有的海外资产。不仅如此，中国企业还能以代理的身份把国际的品牌带入中国。
第三 ，收购拥有全球分销渠道的零售企业 。
在欧美市场中，有很多服装连锁店、鞋连锁店，如home deputd等大型连锁店，如果一个中国品牌收购了这些连锁店，那么它就可以在连锁店中放入自己品牌的产品。这是创建国际品牌更好的一种方式。与其花很多的资金用来推广品牌，或开创销售网络，还不如直接在欧美市场购买零售销售网络。这样，欧美的消费者不仅认识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品牌，中国企业还可以借此将品牌从它原本的销售基地扩张和延伸到其他市场的分销渠道中。
在这三种打造国际品牌的方式中，第二种和第三种方法更适合浙江的生产厂商。
在欧美市场中，有许多效益非常好的企业在进一步推广和扩张它的品牌时，愿意与中国企业合作。对于他们来说，通过出让自己的一部分股份，从而获得了更稳定的oem生产基地；用出让股权的资金投入到另外一些领域，增加了自己的利润点，延伸了产业链。如美国有一个名为bankf的知名男装品牌，就是因为非常巧妙地与中国企业合作，包括购买中国的产品，而获取了非常优厚的利润。
与此同时，浙江的许多厂商又都有实力在欧美市场上与许多效益非常好的品牌实现并购，只要有两个或三个浙江企业的资金联合起来，就有能力收购国际品牌，从而更好地运用资金，来实现企业长远的发展和增长，实现自身产品在产业链上的升级。
现在一些中国企业倾向于在国外市场进行本土化的生产，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目的是更好地适应当地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只要是在生产成本不提高的情况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策略。但鉴于对成本的要求，这种模式主要还是限制在生产成本低廉的中东、非洲和亚洲等地，在欧美市场，面对当地企业的竞争，中国企业几乎没有竞争优势。但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全球消费市场的核心仍然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因此，浙江企业应该更加大胆地将自己的资金用来寻找国际品牌的合作伙伴，在欧美市场真正获取一席之地。
“购买”促使“浙江制造”走向价值链高端
浙江许多中、小型企业在低端市场上都有优秀的表现，在中国甚至世界的低端产品中都占有市场的主导权。但在主导了低端市场的同时，浙江企业如果想打造国际知名品牌，则必须向价值链中的高端发展和成长。拿锁为例，浙江企业生产的基本上是低端锁，但锁这个产品其实在高端上有更多的空间，锁在价值链的高端则意味着安全系统的保障。所以，一个企业生产的锁，可以是低成本的家用锁，也可以是国际机场中价值几百万美元的安全系统。浙江企业应该在产品范围上有更大胆的开拓，从低端尝试走向高端。毕竟，高端产品虽然成本高了，但边际利润也高了。
浙江在中国是一个发展比较早的地区，有了雄厚的发展基础，但与此同时，浙江的生产成本和商务成本在巨幅上升。因此，浙江进行贴牌生产和低端产品生产的企业要走出浙江，将他们的生产车间转移到生产成本更加低廉的地方去。在转移低端产品的生产基地的同时，浙江应该把更多的高增值产品引入浙江，实现浙江企业在价值中向高端转移的目标。
但如何快速在价值链中的高端发展和成长？简单地讲，就是通过“购买高端”。购买高端技术，购买高端品牌，购买世界性的主流分销渠道。如果你是一个中国纺织厂商，那么通过与国际著名的纺织设备的厂商的合作，购买他们的设备，那么，你就在购买的同时，提高了自己的产品质量。
对于一个立足于高科技水平上的产品，它需要特别的设计和大量的投资，需要研发的过程。但浙江人却宁肯用钱去投资房地产，也不愿意搞研发。不同的商人会做出不同的决定，但作为一个企业家，你首先要明确是为了经营企业，还是仅仅为了赚钱。
对于浙江企业家来说，应该把眼光看得更远些，而不仅仅是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将资金盲目地投向房地产，而错过了将自己融入国际化高端价值链中的时机，应该利用手中的资金，在价值链中从低端走向高端。我建议浙江开办更多的开放式和股份制的公司，这将有利于督促浙江人将资金用在更明智的地方，这才是一个比较良性的发展方向。
浙江企业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生产出更加完善和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高端产品，完全靠生产低成本产品获取的竞争优势来发展企业是很难持久的。
米尔顿·科特勒： 本刊专家团成员。美国科特勒营销集团（ kmg ）的主席，现代营销学创始人之一。他是一个拥有 28 年丰富专业经验的世界著名实战派营销战略大师。米尔顿·科特勒先生是业界公认的全员营销、迂回营销、关系营销、战略营销计划、营销工程和战略计划信息系统管理应用方面的领导先锋。他亲自主导科特勒营销集团之 300 多家“财富 500 强”企业的咨询和培训项目，直接参与督导企业营销战略的落实，深得客户团队的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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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工业化最突出的一点是，华人的家族企业在实现从家族向专业型管理转化这一过程时困难重重。”家庭主义影响了经济组织可能的类型，使华人社会在建立大型经济机构方面遇到的阻力很大。
由“三根棒棒”到百年雄厦
文 / 胡泳
在重庆，人们形容一所房子简陋时就说它是用三根棒棒搭起来的，这个表达可以用来很贴切地描述我国民营企业的粗陋组织形式。确实，把浙江的民营企业与西方的著名大公司相比，前者不是“三根棒棒”又是什么呢？与三根棒棒的建筑方式相对立的是雄伟石厦，雅典的帕台农神庙是其典范。它历经 3000 多年的风雨仍屹立不倒，原因何在？因为它不是三根棒棒搭成的，而是质地最好的纯白大理石筑就的，工匠技术高超娴熟，艺术审美也经得起考验；因此，它在中国的无数个“三根棒棒”灰飞烟灭之后还能继续存在。
实际上，“三根棒棒”与雄伟石厦各代表一种建设态度：前者是急功近利的或临时性的，后者是长期计划的或长久的；前者不需要精确的计算和设计，后者容不得半点浮躁；前者造价低廉但寿命短暂，后者造价高昂但持久耐用；前者不需要多少人文支持，任何一个农民都是自己房屋的业余建筑师；后者在盖房子之前可能先要办学校，培养工程师、测量师、美术师之类的人才，如此必然催生出数学、几何学、材料学、力学等理论学科。不妨说，前者是急躁的；后者是耐心的；前者是低成本的，后者是高投入的。但作为补偿，前者是短暂的，寿命不过几十年；后者是长久的，寿命达数千年，至少是几百年。从短期算账，前者是合算的；从长远算帐，后者才是合算的。
浙商以及他们所建立的企业有着辉煌的足迹，指责其为“三根棒棒”可能失之公允；但成就的背后，他们的弱点也是惊人的——有数字显示，浙商 70% 以上只有初中以下学历，这决定了他们只能从技术水平低、容易仿制的低端入手，缺乏创新能力；他们的产业层次很低，多是传统产业，很少有高新技术，全省科技型私企只有 600 家左右，仅占私营企业总数的 0.24% ；他们的规模都很小，浙江企业的平均规模要比全国水平小 1/4 ；他们都是家族制，管理像风筝一样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
浙江的政府官员承认，“低、小、散”是浙江民营企业的一大缺陷，这些民营企业中，依然大量保存着原始的家族企业形态：家庭作坊式企业或单一业主制企业、合伙制企业、共有制企业，以及由家族成员保持临界控制权的企业集团。亲缘、血缘关系虽然在这些企业发展初期起了很大作用，但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和企业的发展，家族企业的组织制度开始显露出它的局限性。
“温州模式”在全国赫赫有名，但到目前为止温州民企中没有一家上市公司，甚至想上市的也只有正泰一家。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民营企业要想上市，股权重组是重要内容。许多温州企业都不规范，一个母公司底下可以有数十家子公司或关联公司，这些子公司或关联公司的法人可能是民营企业家的老婆、兄弟、亲戚，公司之间互相参股、互相控股，有时候连老板自己也说不清楚各公司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家族企业的治理难，是温州民企上市的一大障碍，一些企业财务管理之乱简直难以想象。有一家准备上市的著名休闲服装企业，财务主管竟然是老板的爷爷，而这位老板本人已经 40 多岁了。
过去温州有个“ 3000 万”现象，一个企业发展到 3000 万规模，就会分家，不再进一步发展。无论是早年还是现在，温州人大部分成立公司之初都选择与亲戚、朋友一起合资，其后的历程则基本上是“一年合伙、两年红火、三年散伙”。虽说很多企业经过多年的自由发展，达到 1 亿元、 10 亿元的规模，但这两个数字也随之变成温州企业的成长瓶颈。而且，温州企业一直使用传统的“靠自身滚动发展”的经营方式，资本扩张不被青睐。
“如果 30 年之后，温州人还要用自己的钱，靠自己辛辛苦苦的劳动来办企业的话，那就是我们的失败。”祖籍温州的台湾《商业周刊》总裁金维纯谈到温州商人喜欢扎堆但不喜欢合作，多年来一直停留在重复创业的低水平上时，这样认为。
美籍日本学者福山在他那著名、但富有争议的《信任》一书中指出，“中国的工业化最突出的一点是，华人的家族企业在实现从家族向专业型管理转化这一过程时困难重重。”而这些困难与华人家庭主义的实质不无关系。华人本身强烈地倾向于只信任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而不信任家庭和亲属以外的人。这种家庭主义影响了经济组织可能的类型，使华人社会在建立大型经济机构方面遇到的阻力很大。
实际上，所有的经济体都是从家族企业起步的，即企业不仅归家庭所有而且由家庭管理。在发达的经济中，新企业也往往是从小型的家庭企业起步的，只是到了后来才采用了更客观的公司结构。但是家族企业只是经济组织发展的起点。今天，尽管美国、日本和德国还保留了家族成分很大的小型企业，但是绝大多数价值和就业机会都是由所有权分散的大型上市公司创造的。而这种多年来在美、日、德占统治地位的现代公司形式的、专业管理型的、公共拥有的大型企业，几乎很少出现在华人社会中。
许多华人企业长期以来不能成长为大企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使企业增长壮大的社会资本，缺乏对人的信任程度和合作精神。在《信任》中，福山记述了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美国王安公司的兴衰史。王安公司最大的教训是缺乏对家族以外经营管理人员的信任，乃至最终丢掉大好江山。对外人的不信任通常会极大地阻碍公司的制度化。华人企业的家族业主拒绝让专业经理接管公司的经营，而是眼睁睁地看着它四分五裂成几个新的公司或全面解体。例如，包玉刚的船运帝国鼎盛之时是亚洲最大的公司，而他甫一过世，帝国就一分为四，被家族的四个支系瓜分。
由家族企业向专业管理的转化步履维艰，赋予了华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一大特性：过度竞争。公司不断地产生、发迹，然后消亡。在美国、西欧和日本，许多企业，特别是资本密集型企业，都是垄断组织，往往由少数几家大规模的公司分享市场。在华人社会，情况却与此相反，用福山稍带讽刺语气的话说，“市场体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完美竞争理念”：成千上万的小企业为了找到一块立足之地，而在商业沙场上殊死拼搏。在浙江，我们就不难看到这样的状况：产品生产重复性严重，过低的产业门槛无法避免过度的市场竞争，企业所处行业的平均利润越来越低，于是，企业效益难以逃脱下滑趋势。
浙江民营经济的带头人徐冠巨对萧山乃至浙江的民营企业曾作过一番深刻剖析：“不少民营企业仍然面临着这样的矛盾：一方面企业认识到已经走上了一条发展的不归路，不发展就要被淘汰，所以希望企业有大发展；另一方面又不愿突破原有模式，在产权关系和决策控制上患得患失，只看到了权力的改变，而没有看到这种改变对企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这说明在思想观念上还没有从自我封闭中走出来。”
而他提出的对策很明确：“如果民营企业家都能够有更加开放的意识，依靠我们自身已经储备的强大实力和在本土化经营管理上的机制优势，实现同国际大公司的强强联合，浙江民营企业必将迎来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
浙商在过去的那种善于驾御市场的能力值得保持和发扬，但在 wto 时代，企业不能仅仅满足于低成本优势和低附加值产业，而必须做大做高。为此，浙江企业要着力摆脱家族制弊端的困扰，向国际化的现代企业发展。
胡泳： 本刊专家团成员。现为中央电视台经济信息联播节目主编。曾任《环球管理》总编，兼任《互联网周刊》编委会主席、《三联生活周刊》专栏作家。 2000 年，创办了以互联网经济学及商务管理模式为研究重点的互联网研究与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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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跨国公司找到比浙江更合适的产业集地，他们就会很快转移，浙江将形成产业空洞化。中国是不是会成为下一个拉美？这种危险是存在的。
产业空洞化可能瞬间发生
——论自由布局型产业的全球化转移
文 / 王缉慈
现在温州人到处炒房，很多人很气愤，觉得温州人用热钱去投机，造成房价大涨，使当地老百姓深受其害，这使得温州人的形象非常不好。但我们要看到事物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他们不知道这些钱该往哪投。
不能说他们的创造性不够，而是说他们的知识和技能不够，就是素质的问题；不能说浙江人没有创造力，浙江温州的打火机在同一档次中有各种品牌、各种样式，但是再高档的产品，他们就达不到了。现在，浙江的劳动力、土地成本上升了，水、电等资源的供应有问题了；环境的污染比较严重，环境的容量也有问题了，因此，对于浙江这些进行传统低价值高能耗生产的企业来说，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有些大的厂商把制造基地迁往西部等地区，但对于很多企业来说，这种转移是他们所不能、或不愿的，不进行转移，他们又对今后的发展感到非常茫然。
自由布局型产业迅速在全球转移
要进行产品价值的提升，就像培养艺术欣赏的眼光一样，需要经过很长的教育、培训过程，是需要时间的沉淀的。当然，这个时间差就可能成为企业转到其他地方的因素。如广东东莞的台资企业转到江苏的苏州，就是因为东莞的劳动力素质不如苏州的。
当跨国公司找到比浙江更合适的产业集地，他们就会很快转移，浙江就会出现产业空洞化的问题。现在有些人已经提出，中国会成为下一个拉美，这不是危言耸听，这种危险是存在的。
上个世纪 60 年代，在法国地中海沿岸尼斯附近有个城市， ibm 公司当时在那里建了一个厂，雇了 6000 多人。但后来这工厂就消失了。我问这个工厂上哪儿去了？对方说：我不知道， 20 分钟就没了！”当然不是说真的 20 分钟就没了，而是说这家工厂很快就对 ibm 失去了价值， ibm 将制造基地转移了。这就是自由布局型的产业的特点，它可以很迅速地在各地转移。一个在广州附近“三来一补”的工厂，那个厂子的头，把厂里的工人叫到野外去野餐，结果野餐回来厂子已没了。
通过对历史上德国和韩国鞋业的研究，完全可以映照出现在温州鞋业的发展危机。鞋这样的产业是技术发展非常缓慢的产业，而且鞋是高度的自由布局性产业，它可以迅速地在全球转移。
在德法边界有个鞋产业区，后来就被转移到罗马尼亚、爱沙尼亚、匈牙利、葡萄牙这样的周边地区去了。韩国的釜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发展起来的鞋业，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由于中国鞋业的崛起，釜山那里就衰退了。温州现在鞋业正是兴隆的时候，但这是一种对成本很敏感的产业，一旦成本高上去以后，这种转移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奥康已到重庆去建工业园了，如果越来越多的企业也这样做的话，就形成了产业区的转移。
而对于那些为鞋提供原料、配件的企业，他们是不是也能转到别的地方呢？如果核心企业都走了，只留下家庭式的配件、辅助企业，那对浙江省经济的发展将非常不利。
由于本地生产要素等条件的影响，这些原来的产业转移出去，造成产业的空洞化，如果是本地企业主导的转移，那空洞化的是本地经济，如果是外部企业主导的转移，危机影响的将是包括本地企业在内的全体。
浙江制造业应该“把根留住”
现在，对浙江企业尤其是做配套的企业来说有两种选择：一是留在产业内部转到别的地方，二是留在地方内部转到别的产业。
在台湾的 it 产业，当那些做电脑等终端产品的企业转移到大陆来的时候，他们的配套企业也都集体过来了。但对于那些价值比较低的产业，比如制鞋，这些配套企业会不会与下游企业一块过去？奥康能把温州家乡的配套厂家都带到重庆吗？我认为能跟过去的还是极少数，大多数还是不会跟过去的。这时，就涉及到了产业转型的问题。
在这方面，研究研究台湾可能会很有意思，因为台湾原来与浙江的情形很相似，现在他们很多生产都转移到大陆了，那么原来的那些企业都在干吗？台湾有个做羽毛球拍的厂子后来转型做宇航材料，它在还没有死的时候就转到另一行去了。这叫做“把根留住”。
我们也应该趁早去找一些市场空隙，向那些领域转移，逐渐向高附加值的产业转移。
蚂蚁工厂在浙江是非常多的，而这些浙江蚂蚁大多都是出口导向型的。他们将来怎么办呢？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 2002 年年底的发展报告中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要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上向上攀登。而在产业集群中那些辅助性企业的技术含量还是非常低的，应该加强领导品牌、龙头企业的作用，通过他们带动相关产业的产业升级，加强这个网络的关系，使得整个产业集群整个往上走，共同提升。
用创造力提升传统制造业的价值
李书福的吉利汽车卖得不错，但并不是说其他浙江企业就要一哄而上都去搞汽车，搞重工浙江仍可以在轻工业方面继续发展。
国际上有一个概念，叫“创新的低技术”，所谓创新的低技术产业，就像家具、打火机、钮扣、牙签等，许多这样的低技术产品实际上都可以成为创新的低技术产品。只有夕阳企业，没有夕阳产业，各种产业都可以发展。
1995 年我在加拿大研究了 100 个发展最快的企业，有生产浴液的、生产马桶的、生产水泵的，并不都是高新技术产业。
国际上最新的观点认为，并不是说只有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这些高新技术就是将来的趋势，就是附加值高的产业，传统行业里同样也有高价值的产业，比如服装行业就是具有高度创造性的产业，在产品里凝聚着人的大量的创造力，同样有着很高的价值。必须指出，创造力的多少是和产品的价值是直接相关的。美国服装业 2002 年的报告就提到了这种观点。
因此，传统产业的创新对浙江制造更具有实际意义。
但如何才能提升传统产业？
在鞋业衰退之后，韩国釜山当地政府就要建鞋的工业园区，结果受到了学术界的批评。在产业已趋成熟和饱和后，投资建很多基础设施，但最后效果如何却很难说。现在，很多浙江的各地区政府把大量的钱都扔在建工业园区上了，在地方企业创新体系的建设上却投入不够。如在制鞋的材料方面，是需要高技术的，但中国国家材料中心就发表过一个报告，报告指出在中国非常不重视这些产品的研发，浙江的制鞋业严重地受到了材料的制约，尤其是在环保指标方面。
浙商现在所遇到的问题也会是中国其他省份将来会遇到的问题，它也不是孤立的浙江的问题，它将是整个中国制造业存在的问题。
王缉慈： 本刊专家团成员。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国际地理联合会经济空间动态委员会指导委员、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主要讲授“工业地理学”、“技术创新与区域发展”课程和从事产业集群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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